盛树仁
曾任哈电电机董事长、总经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哈电70年“重大成就人物”
盛树仁,1940年2月生,中共党员,196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曾任哈电电机董事长、总经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作为我国最早研究抽水蓄能技术的专家之一,盛树仁组织领导了宝泉、惠州、白莲河等抽水蓄能电站机组打捆招标中的技术引进,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逐步实现抽水蓄能电站机组制造的自主国产化,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做出重大贡献;组织领导了哈电电机首台灯泡贯流式机组(江口电站)的产品开发;组织推进哈电电机与世界先进厂家在三峡左岸水电机组产品设计开发和企业管理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实现了大型混流式机组设计制造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与外商一波三折的合作路
哈电集团成立70周年之际,勾起我诸多美好的回忆,印象最深的,是一段有关三峡工程与外商合作的往事。
1996年,三峡电站左岸机组开始招标,哈电电机和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东方电机)无论技术水平、生产能力还是制造经验,都不具备独立承制三峡机组的资格。当时,高层领导决定左岸14台机组向全世界有资质的厂商招标,但中标厂家必须与国内的哈电电机、东方电机合作生产,并向两厂转让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三峡工程举世瞩目,全世界著名的水电设备制造商参与的积极性都很高。
而那时,突然从机械部传来一条消息,让我们一下子凉到冰点。原来李鹏总理有意从14台机组中分包4台给俄罗斯制造,并责成哈电电机与之合作。俄罗斯的工厂很高兴,迅速派来专家,甚至俄大使馆也来人关心此事。但是哈电人却高兴不起来。
原因是改革开放后,哈电电机较早就走出了国门,与日立、挪威、加拿大等国的外商开展了合作生产,水平有一定提高。而当时俄罗斯工厂的技术和企业管理水平相对欧美和日本有较大差距。
还有当时公司大多数技术人员在校学的是英语,学俄语的相对较少,即使脱产一段时间强化俄语学习,也未必能胜任合作生产和转让技术中对外语的要求。
更有另一方面原因。通过多次与俄方交流,俄方的市场经济意识有一定差距,对未来执行合同与响应用户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而此时,东方电机已经与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德国福伊特公司和西门子公司,达成了组成左岸投标联合体的意向。
向机械部领导汇报了现状与担忧后,时任部长孙昌基和总师李守仁很重视,召集东方电机领导,在部领导的安排下,两公司签订了“三峡转让技术共享协定书”,规定两公司共享三峡左岸项目中的转让所得,东电领导也作了承诺。但仔细研究,发现“协定书”的可操作性依然存有偏颇。试想,要将历时3年之久、由100多人,数月完成的大量的各专业转让内容从东电接收过来,谈何容易。此外,经过“转让的再转让”过程,有效内容还有多少?更加严重的,这还牵涉福伊特公司和西门子公司的知识产权问题。
一系列现状和问题摆在了面前。怎么能把我们的想法反映给总理?怎么能取消哈电电机与俄罗斯厂商的合作意向?首先,我们要把工作做细,先着手找准适合我们的合作伙伴;其次,尽可能拖延与俄罗斯的合作进程,低调处理。
经过筛选,水轮机的合作伙伴选挪威的克瓦纳公司,水轮发电机选瑞士的ABB公司。两公司的技术水平均属世界一流。其中,克瓦纳与我公司在云南鲁布格电站项目上有着十分融洽的合作经历,而ABB公司更是因为急于进入中国市场而对三峡项目十分积极。两公司均承诺向哈电电机转让他们的最先进技术。
正在担心这次三峡机遇或与哈电电机擦肩而过时,1997年4月传来一条好消息:三峡工程的决策层要组团考察欧洲的主要水电设备制造商,并指令哈电电机、东方电机派员随行。考察团团长为时任国务院分管工业的副总理邹家华,随行有国家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另外还有国家计委主任,机械、电力两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等高层领导随行。这真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这是向三峡最高决策层反映我们意见的绝好时机。
这次考察的主题也有三峡转轮性能和真机转轮制造的内容,这是我熟悉的,但临行前还是与厂内专家就此内容作了准备。随团考察的20天,我作为熟悉三峡技术的“向导”,极尽所能地为领导们讲解。当然,也借机有意识地推荐了克瓦纳和ABB公司。这两家公司的现场确实展示了他们精湛的技术、良好的制造条件和企业管理。该次考察成效显著:三峡标书的初稿规定,投标商要具备制造过单机超过500MW的业绩。而最终正式招标时,将投标资格改为具备制造过单机超过450MW的业绩。克瓦纳曾经制造过的最大机组为单机475MW,改变后的标书使该公司有资格参与三峡左岸的竞标。
1997年9月2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副总理邹家华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了三峡左岸14台机组制造合同的签字仪式。让人欣慰的是,哈电电机如愿以偿地与阿尔斯通、ABB和克瓦纳三家外商结成了合作伙伴,承制14台机组中的8台。
后来,三峡左岸竣工时统计,承制左岸机组的6家外商和两家国内厂家中,哈电电机所得的合同份额仅次于ABB公司,位居第二。
(作者 盛树仁,2021年发表于《哈电记忆》,原文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