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磨砺篇：追风逐浪
1997年2月，三峡左岸14台机组招标落下帷幕，哈电与法国阿尔斯通、瑞士ABB及挪威克瓦纳联合中标8台，其中，哈电分包两台整机和6个转轮。
消息传来，时任哈电总经理的盛树仁不禁心潮涌动，激情澎湃：“磨了五十年的剑，等的就是这一天！”
是啊，磨了五十年的剑，等的就是这一天！
这也是哈电所有科技人员和广大职工的心声！
5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可在共和国的水电发展史上，却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时期。自1951年哈电光荣诞生，到1997年走向三峡，哈电已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战斗历程！
50年，是哈电坚持立足国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50年；
50年，是哈电坚持对外合作，学习先进，加快发展的50年；
50年，是哈电风雨无阻，披荆折棘，打磨利剑的50年……
回眸来路，哈电人清晰地看到，自己脚下的前进步伐愈来愈坚实，愈来愈雄健！
昂首挥臂，哈电人清晰地看到，自己手中的水电之剑愈来愈锋利，愈来愈神奇！
见证哈电发展历程的中国发电工程与设备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梁维燕同志在接受采访时，回顾了哈电人所走过的辉煌壮丽的发展之路——
1.新中国第一台水轮发电机组
梁维燕的思绪带我回到了五十年代初期。
1950年，新中国刚刚诞生，解放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侵朝的战火又烧到了鸭绿江边。按照中央部署，哈电的前身——东北电工局第四厂从沈阳紧急迁往哈尔滨，变成了后来的哈尔滨电机厂。
1951年初，正在搬迁的哈电接到直接来自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使被国民党军阀炸毁的四川下硐水电站，尽快恢复发电抢制一台0.8兆瓦立式水轮发电机组。
一声令下，哈电立即行动，提前进入了战位。
俗话说，头三脚难踢，这第一脚对于新生的“共和国电机长子”来说，决非易事，但他们一无反顾，知难而上，以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投入了设计制造新中国第一台0.8兆瓦立式水轮发电机组的战斗。
从美国摩根——史密斯公司学习回来的俞炳元工程师和王述羲工程师负责水轮机设计，从美国西屋公司学习回来的吴天霖工程师负责水轮发电机设计，副厂长陶伟工程师负责机组制造，卢堃和李基昌分别负责水轮机和发电机的工艺……
设计中，跳出的第一只栏路虎是：木模尺寸难以计算。这几乎使设计人员陷入了困境，但在他们眼里，困境看起来是一堵墙，实际上是一张纸，智者一捅即破。他们群策群力，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智慧，几经山重水复，果然一朝柳暗花明，找到了一个简便易行办法：用一颗大萝卜削出了一个木模样子的模型，打开了进展的思路，进而，长驱直入，终于破解……
生产紧随其后。水轮机的推力轴承镜板和推力头是一个整体锻件，它是由老技师张乃西按照西屋公司的工艺，在一台新的1米立车上加工的，其镜面是张技师亲手用镶乌金重盘研磨，垫金丝绒加研磨粉抛光的，不仅平直度完全符合技术要求，而且光洁精美，明亮照人。然而，不幸的是，专心政志，忘我工作的张技师却因铬中毒而导致双手致残。
水轮发电机的部件定子冲片的冲模由工具车间制造，经验丰富的程星五老师傅，亲自动手率领他的小组，出色地完成了我国第一付扇型冲模，在冲床上精细地加工出了完全符合技术要求的扇型定子冲片。为此，程星五同志被评为东北电工局劳动模范，他领导的小组被授予“程星五小组”的光荣称号。
其余零部件加工与生产安装都在水轮机车间进行，加工任务在车间主任洛和富、副主任张盛林等领导下，全体职工以抢制精神完成后，装配又出现了难题，其中许多工作还要在沈阳进行。为了早日完成总理交付的使命，他们夜以继日，昼夜兼程，一次次反复地乘坐单程需20多个小时的火车，穿梭于哈沈之间，终于在年底前完成了总装工作。
接下来的便是总装试验，是转子按飞逸转速作超速试验。这是一种有危险性的，让人提心吊胆的试验，在通常情况下，要在地坑中进行，以避免万一出现转子磁极断裂等事故时部件飞出伤人。可是哈沈两地都没有这样的地坑，怎么办？大家急中生智，在车间平台上，电机的外围堆起了一圈一米多厚、两米多高的沙袋墙，问题迎刃而解。
试验按美国的技术规范如期开始。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日子，一个令人忐忑不安而又强烈期盼的日子。
这是1951年12月下旬的一天。此时，一切试验准备就绪，只见主任设计师吴天霖健步走进沙袋围墙，登上了发电机的顶端，他要在上面亲自查看运转情况，亲自测量风速。他表情严肃，展眼向墙外远处的人群望去。他看到，无数双眼睛都在仰望着他，那目光中掺杂着几许担忧，却更多地充满期冀、热望和祝愿。他不由地向大家点了点头，然后轻松地笑了笑，把目光投向了亲临现场的东北电工局周建南局长，见周局长向他点头，又把目光投向了试验控制台上的徐毓翰工程师，徐工也点头示意。随着一声令下，亲自操作电气的徐工立即启动用于拖动电机试验的一台直流电机，几乎同时，被试电机也跟着飞转轰鸣起来。吴天霖迅速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好像忘记了周围的一切。而周围关注他的人却几乎屏住了呼吸，双眼紧紧地盯着他，一刻不离……
试验终于完成了，平平隐隐安安全全地完成了！
人们的心悄然放下了，
人们的手猛然举起了！
刹那间，雷鸣般的掌声响起了……
在欢呼声中，哈电向共和国交出了第一份合格的答卷。
2. “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
水力发电站”——新安江水电站
梁维燕说，下硐水电机组1952年发电，运行良好。后因电站改建迁到四川苏雄电站。紧接着，我们又为四川上硐制造了3兆瓦水轮发电机组，为福建古田制造了6兆瓦水电机组。这些都是从美国学习回来的副厂长陶炜和副总工程师朱仁堪、吴天霖、俞炳元、王述羲主持下完成的，他们是我国水电设备制造的奠基人和创始人。1954年，学习苏联，我们制造的第一台是北京官厅水库10兆瓦的水电机组，而后又连续生产了北京模式口3兆瓦，四川狮子滩12兆瓦，江西上饶15兆瓦的水电机组，都是我国的第一台。时间到了1957年，我们开始学习制造大型水电机组。
他的回忆把我带回到了1957年。
那年国家要在浙江省新安江建设一座大型水电站，自然需要设计制造比较大型的水电机组，可哈电虽然做过很多机组，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一下子要做到所需要的70兆瓦以上的，着实有很大难度，这个大跨度的台阶很难上。为了能承担和胜任这一重大任务，年底的十二月初，哈电组织了由党委常委、副厂长、总工程师俞宗瑞带领、由水轮机专业王述羲、卢堃，水轮发电机专业的吴天霖、梁维燕，焊接专业的毛用宾等11人组成的中国水电设备代表团，到苏联列宁格勒金属工厂和电力工厂，专程学习设计制造大型水电机组的经验。
两厂的干部职工热情地接待了中国朋友。
当他们来到电力工厂时，水轮发电机车间正在忙着生产斯大林格勒水电站115兆瓦水轮发电机，其定子铁心内径达14.3米。因为太大，就分半机座，组成整圆装压铁心，分半下线，再运到工地组装，每月一台，批量生产。生产车间9米立式车床的主操作手是苏联劳动模范，车间的生产秩序有条不紊，产量很高。他们了解到，斯大林格勒和古比雪夫两个水电站共安装同型机组达42台之多。这让他们羡慕不已。
当他们来到金属工厂时，车间正在加工6叶片转桨式水轮机，由于大件多，加工量大，苏联政府就确定另建了希兹兰工厂，专业生产低水头水轮机，并安排机床厂制造了各种专用机床。从而，大大地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这在他们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采用专用机床对批量生产是十分必要的。
苏联的电工科技体制，是在中央设立电工科学研究院，主要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在电力工厂设有列宁格勒分院，与工厂结合进行应用研究。有三位苏联著名学者在这里工作——机电专家柯斯琴科、总电气师刘特尔、试验室主任热尔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就设计制造了德聂泊水电站80兆瓦的水轮发电机。在明亮宽敞的电机实验室参观时，热尔威高声地介绍说：这是我们新建的试验室，可以进行各种电机的试验研究。他的话表现了一种充满自豪、充满信心的主人翁精神风貌。
通过学习交流，他们本已心潮涌动、激情难抑、“寂寞”难耐，而这新建试验室的先进试验条件和热尔威们舒心愉快的工作环境，则更让他们向往不已，兴奋不已，激动不已！不知不觉间，他们被深深地感染了，感动了；不知不觉间，他们及早设计制造大型水电机组的愿望和信念，更加强烈了，如火焰般燃烧起来了，跳荡起来了。此刻在他们的胸中，似有一股股春风在鼓荡，在他们的周身似有一股股热流在流淌……于是，带着技术带着力量，也带着信心带着热望，他们满怀壮志，满怀雄心地凯旋归国了。
一踏上国土，一场设计制造新安江水电站72.5兆瓦水电机组的战役，就在哈电打响了。
电站水头57.9至84.3米，转速150转/秒，转轮直径4.1米；发电机额定电压13.8千伏，铁心外径8.54米……这些设计参数表明，此机组已属大型范畴，完全可以适应新装设备的需要。
在设计制造中，苏联专家彼萨霍维奇每天都在车间上班，检查指导工艺技术工作。那时，我国政府规定，必须严格执行苏联专家的建议，每条必须有记录，执行情况要书面汇报到厂里专家办公室，违者必纠。但哈电的干部、职工和苏联专家相处得十分融洽，苏联专家对哈电也全力尽心帮助，对生产的每个环节都严格审查把关，使新产品的试制进展得很顺利。1958年四季度大跃进，生产要赶进度，定子线棒焊完接头后，包绝缘的工作量很大，有300多个线头，每个接头都要包好。于是就请来好多线圈车间的绝缘女工一起包。苏联专家知道后不高兴了，生产怎么能搞突击呢？他怕搞突击影响质量，就急忙去检查。可到现场一看，却被很有秩序的场面吸引了，大家每人分工包几个，都很认真仔细，不大一会儿，很快就都包完了，不但提高了效率，加快了速度，还很好地保证了质量，并未因为“突击”而产生任何问题。他的心坦实了，也不由地高兴起来了，一回到办公室，他就在生产进度表上画了一个苏联人造卫星，笑着对大家说：你们又放卫星了！大家也都舒了口气，放下心来。
晚上，苏联专家不仅兴犹未尽，而且情绪陡涨，马上邀请梁维燕夫妇前去他家赴宴，一起助兴！梁维燕说，当时苏联专家真是象亲兄弟一样帮助我们，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我们有了一点成绩，会同我们一起高兴，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了很深的友谊，而且象歌中唱的一样“地久天长”，即使苏联政府让他们撤走时，以至走后多年，互相之间还是相互牵挂，久久不能忘怀……
在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掀起热潮之际，1959年4月9日，周总理禁不住发自内心的喜悦，欣然命笔，为新安江水电站题词：“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
在总理题词的激励和鼓舞下，哈电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大型水电机组的生产热潮之中。
1961年，国家组织有关水电专家在电站召开了机组鉴定会，哈电副总工程师俞炳元带领哈电科技人员前去参加，大会对新安江机组的性能和质量给予了充分肯定。大家望着大红底的一面墙上雕刻着的周总理题词的金色大字，都禁不住发自内心地和周总理一起“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
哈电成功地为新安江水电站生产了9台72.5兆瓦水电机组。
这是哈电设计制造能力的大跨越，同时也是我国水电事业发展的一次大跨越。
3.我国第一枚水电机组银质奖章
梁维燕说：通过设计制造72.5兆瓦水电机组的实践锻炼，哈电已逐渐具备了生产较大型水电机组的能力。随着哈电的发展，我们每个职工也在成长。到1961年时，我已向老工程师和老工人学习了许多书本以外的知识，体验到了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三结合的威力，思想上有进步、技术业务也有了提高，1956年入了党，1961年担任了哈电副总工艺师兼工艺科长。这些都为设计制造云峰水电站100兆瓦水轮机组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十年代末，中朝协议决定合建云峰水电站，设计安装4台100兆瓦水轮发电机组，并向苏联订了货。其中两台60周波机组向朝鲜供电，两台50周波机组向国内供电。
很不巧，本来与政治无关的技术，这时却也变成了政治。由于苏联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肆意撕毁了所有援建中国项目的协议，于1960年撤走了所有援建中国项目的专家。在严峻的政治形势下，苏联供货厂家受到了严重影响，以至过了第一台机组的交货时间，还迟迟不交水轮机组的主件。这给云峰电站的建设前景蒙上了一层重重的阴影。哈电的几位总工程师沈从龙、俞炳元、吴天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非常为云峰电站的建设担忧，他们感到，等待不是办法，等待只能是更加雾气重重，决不会有云开日出之时，与其遥遥无期、遥遥无望地等待，还不如痛下决心，由我们自己来设计制造，何况我们设计制造较大型水电机组的整体能力，也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工程师们确信，哈电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信心。靠自己的聪明智慧，靠广大干部职工的智慧，一定能设计制造出100兆瓦水电机组，建设好象征中朝友谊的云峰电站，及时地为中朝两国两地人民送去“春风”。于是，在厂里的大力支持下，他们立即行劝，联名向国务院向周总理写报告，建议改由国内制造。
他们的“骨气”得到了“奖赏”——在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国务院批准哈电自行设计生产后三台机组。
消息传来，全厂上下，群情振奋，一片欢腾，厂党委更是意气风发，雷厉风行，立即开会，制定决议，要求全厂广大职工，坚决贯彻我国“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设计制造出在性能和质量上都要超过苏联的好产品。全厂职工积极响应，坚决支持。恰好，这时工厂贯彻执行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已经取得了整顿企业管理的良好成果，而且，又正值全厂干部职工处在生产新安江水电机组热情高涨、斗志旺盛的势头上，“火借风势”燃烧得就更加旺盛了！
在几位副总工程师的带领下，自主设计制造100兆瓦水电机组的工作，就在这种特定的火热情势下开始了。梁维燕作为副总工艺师，主要负责全厂的工艺工作，在他的主持下，编制了全新的工艺文件，各有关技术生产部门，严格按照文件执行，有秩序地展开了机组的生产制造。
随着焊花的闪射，随着机器的轰鸣，第一台机组终于在1964年12月设计制造成功！
这是哈电，也是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台100兆瓦水电机组！
接着，又制造出了第二台、第三台优质水电机组，1964年完工时，金日成来厂视察，车间把下好线的三瓣大定子，立着装在大平台上，显得十分高大巍峨，很是壮观。受到了朝鲜代表团赞许。
电厂顺利安装运行后，进行了全面试验检测，结果表明，产品稳定性等多项指标都优于苏联机组。运行至今一直良好。
随后，哈电又为湖南凤滩、甘肃碧口设计制造了10台同型机组。运行也一直良好。
1980年哈电自行制造的100兆瓦水电机组荣获了全国第一枚水电机组的银质奖章。这是当时我国发电设备产品所荣获的、唯一的，也是最高级别的奖励。
4.我国第一个千兆瓦级水电站
梁维燕谈到刘家峡水电站的建设时说，1965年，一机部和水电部在哈尔滨科学宫联合召开双200兆瓦设计审查会，对哈电辽宁朝阳200兆瓦汽轮发电机和甘肃刘家峡225兆瓦水轮发电机组两个初步设计方案进行了审定。因为都是当时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火电和水电机组，国家领导十分重视，国家科委三局邓局长参加，周建南部长亲自主持，会议最终通过了两个机组的设计方案。
梁维燕说，刘家峡水电站是我国第一个百万千瓦水电站，3台225兆瓦，1台250兆瓦，1台300兆瓦，5台机组，共1225兆瓦，最大机组已达300兆瓦。这个时候，我们的机组设计制造技术与国际上是相当的。我们设计225兆瓦机组时，苏联当时还只有210兆瓦的机组。
刘家峡水电机组设计方案，是在1960年设计的基础上，进行反复试验研究，采用了许多新技术，解决了一些关键性结构问题之后，重新设计的。
会议审定的水电机组方案是：水轮机采用型号HL008-LJ-550，直径5.5米分瓣铸造转轮；发电机采用型号SF225/48-12600，定子装配分瓣运输，定子线棒采用环氧玻璃粉云母带B级黄绝缘。
由于已经做了充分的科研工作，水电机组便顺理成章地按照审定的设计方案，开始了生产制造。梁维燕就在这一年的4月被一机部任命为哈尔滨电机厂的副厂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他自感“身强力壮”，有一股子无形的奋斗力量在鼓动着他，激励着他，他反而更为胸有成竹，信心百倍了！他坚信，有党有广大干部职工，有经验丰富的广大科技人员，尤其是有老一代的总工们，刘家峡的大型水电机组，不仅会按期制造完成，而且一定会完成得很好。他站得高了，也看得远了，思考的问题也多了，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本想睡觉，却放纵开了自己的思想，就像撒缰的野马在广阔的天地间狂奔起来……
他想着想着，不由地兴奋起来，从云峰电站的100兆瓦机组到刘家峡225兆瓦、250兆瓦、300兆瓦机组，这是个大飞跃，哈电发展得好快啊！照这样的速度，要不了多久，就一定能研制三峡35万千瓦的大型水电机组了……想到这儿，他几乎要陶醉了。因为他清楚地记得，1958年3月30日，毛主席乘船视察西陵峡中堡岛后，6月就在武汉召开了三峡科研工作会议，决定枢纽工程按蓄水高程200米设计，12月，哈尔滨大电机所就与中科院电工所编制完成了《三峡枢纽机组容量论证初步意见》，由俞炳元、吴天霖、王述羲等负责提出了单机容量300、450、600、800、1000兆瓦五个方案，内容十分详尽。但由于200米高程淹没地区损失大，就计划采用蓄水高程降到150米的方案，单机容量选用350兆瓦的……要是按350兆瓦的容量实施……他想到这儿突然一下坐了起来，不由地望向窗外那一轮高悬的明月，望着望着，仿佛真的看到了什么，不禁兴奋地脱口叫道：快了！
妻子被惊醒，看他一动不动地向天上看着，忙问：什么快了？他回过神来，笑了笑：噢，我是想，照咱们厂子现在的技术发展速度看，建三峡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就是快了呗！
那天晚上，他深深地沉浸在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之中，久久也不能入睡……
可当他张开思想的风帆，正欲加快速度，乘风远航之时，一些有不同思想、不同观点、不同意见的人，却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名，把矛头指向了勤勤恳恳、一心一意为祖国水电事业而奋斗的老一代工程技术人员，梁维燕和几位副总工程师，也因此受到了冲击。
然而，已经投身在水电机组生产制造热潮中的广大干部职工们，并未因此而停止前进的脚步，他们依然在按照既定的设计方案，运用老一代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成果，继续为完成水电机组的生产制造任务而努力奋斗着……
时光荏冉，几度春秋。1968年，广大干部职工终于以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和忘我劳动，制造完成了刘家峡水电机组。
1968年，机组在哈尔滨发运。
1969年，机组在刘家峡投运。
这是当时国内容量最大的机组，它的研制成功，是中国水电技术发展的又一个新飞跃。
令人遗憾的是，在刘家峡水电机组制造完成和投运之际，有两位哈电副总工程师，中国水电设备的奠基人，创始人，50年代就开始参与我国三峡论证和编制三峡机组容量论证方案的有功之臣，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俞炳元和吴天霖，却先后于1968年末、1969年初，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们为之奋斗20年的中国水电事业。
他们走得太早了！
5.我国第一枚发电设备金质奖章
葛洲坝是长江流域规划中三峡工程下游38公里的反调节和保航运的水电站，原计划先建三峡，后建葛洲坝，有利施工。1970年，湖北省根据国际形势和地区缺电的实际情况，建议先建葛洲坝工程，做为三峡工程的实战准备。12月26日，毛主席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遇到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机械部立即行动，组织哈电、东电和武汉汽轮发电机厂成立了联合设计组。哈电的七八名设计师和设计组的全体人员，十分荣幸、十分自豪地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新年，他们不休息，春节，他们也不休息，都以百倍的热情，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使命而殚精竭虑，连续奋斗，终以较快的速度提出了初步设计方案。
1971年5月，机械、水电两部在武汉召开设计审查会，哈电派梁维燕、张茂清等人参加。会上张体学省长、沈鸿老部长都作了报告，到会人员都大胆发言，热烈争论。审定结论是：水轮机转轮直径11.3米；尾水管高度为2.4DI，叶片材质不变（不锈钢）；发电机定子分6瓣，厂内装压铁芯、下线，工地组合后，合缝部分下线。会议接到上级指示，要求电厂3年发电，5年建成。制造部门压力很大，当场出了定货图纸，一重、二重等重机厂会后立即做生产技术准备，制造铸件。
时间紧迫，葛洲坝工程边设计边施工。
正如毛主席在批示中所预料的：“兴建过程中将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果真是这样，1972年葛洲坝工程为此停工，重新研究工程方案。其中，水电机组方案，由沈鸿老部长领导，重新研究，认为4叶片转桨式水轮机国际上最高水头用到23米，而葛洲坝要用到27米，叶片应力过高，不能走边缘政策。于是确定由哈尔滨大电机所、水科院和金华水轮机厂联合开发5叶片新转轮。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因受运输条件限制，选择转轮10.2米直径，发电机额定功率125兆瓦，定子铁芯外径15.6米。已经投料的两台170兆瓦4叶片机组，由东电生产，作为试验机组；二江电厂后5台由哈电生产125兆瓦机组。
充分的科研及其成果，是新产品试制成功的必要条件。
机组的研制，由哈尔滨大电机研究所选定39项科研课题，分工有关科研院所一起合作；试验急需轴承试验设备，厂里就做了一套真机尺寸的葛洲坝推力瓦，装在被试机组的整套推力轴承装备，在三门峡水电站的大力支持下，进行了安装试运，取得了完整的实测数据，验证了计算数值，确保了真机的可靠运行。
水轮机的研制，是由吴新润全面负责组织实施的。通过研究，确认了在大流量区尾水管高度和中墩形状对性能的影响，解决了葛洲坝170兆瓦机组出力受阻问题，在5叶片转桨式转轮水力研究课题中，取得了优于苏联铁门机组的试验成果，成功地运用到葛洲坝125兆瓦的水电机组中。谈到吴新润时，梁维燕非常赞赏地介绍说，吴新润1934年9月16日生于江苏法门市，1953年9月—1959年在莫斯科包曼工业大学攻读水泵及水轮机专业，获硕士学位，1959年3月到哈电工作，长期从事水轮机的科研设计、制造和水力发电工程的技术工作，早在60年代，他就曾主持过我国大型水轮机通流部分的研发，其研究成果已成功应用于专铜峡36兆瓦机组和葛洲坝170兆瓦机组，为我国独立开发水轮机的研究迈出了第一步，可以说他是我国不可多得的水轮机专家。
发电机额定电压13.8千伏。定子线棒主绝缘和防晕层是核心技术，在解决100兆瓦汽轮发电机定子绕组端部绝缘磨损的关键问题时，大电机所、线圈车间和工具设计制造部门联合攻关，实现了多胶环氧玻璃粉云母带模压成型固化新工艺，改进后，又将半导体防晕层和主绝缘一次模压成型，做到了主绝缘单边厚度不偏，线棒外形准确，电气性能优良，而且工艺装备简单，成为世界首创，同时也确保了葛洲坝发电机的高质量。从线棒制造定子下线、工地安装到电厂运行，所有线棒，没有一个电压击穿。用户相当满意，线圈制造小组也多次获得机械工业部质量信得过小组光荣称号。
经过全厂职工的努力奋战，1980年底，哈电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5叶片，低水头、大容量轴流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填补了国家空白。1981年底二江电厂首台170兆瓦和125兆瓦水电机组同时发电，都满足了设计要求。由于葛洲坝工程完全是国内设计和自制设备，而且运行良好，1985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6年，125兆瓦机组荣获我国第一枚水电设备国家质量金奖。作为葛洲坝工程125兆瓦水电机组研制负责人，梁维燕对此深感荣幸，更为参加葛洲坝这一里程碑式的水电工程而深感骄傲和自豪！
梁维燕说，葛洲坝大江电厂14台机组，经过一番争论，最后确定全部采用125兆瓦水电机组，哈电生产8台，东电按哈电图纸生产6台。运行20多年来，平均年运行6500小时。2005年，电厂开始按新模型转轮改造水轮机，单机出力达146兆瓦，发电机定子铁芯改为整圆装压，以降低振动，运行愈加良好。
葛洲坝125兆瓦水电机组荣获共和国水电事业的最高荣誉，这是中国水电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光辉的一页。历史会铭访，共和国会铭记，所有参加葛洲坝建设为机组研制安装贡献过力量的人会铭记，当然，作为机组研制总负责人的梁维燕也会铭记，但更让他永远铭记在心的，却是在机组生产制造中，因为工人的一次“疏忽”所受到的批评。
那是在北京的一次大会上，台下有人递上一张纸条，沈鸿部长一看，上面写的是，哈电制造的发电机转子室，中环合缝处没有磨平，支持盖内的梯子太陡，上下不方便，于是，马上大声问道：梁维燕来了没有，梁马上回应道：来了！沈部长举着低条说，你们电机厂怎么搞的，加工个部件都那么疏忽大意啊，丢三落四的，这可不行，还有梯子，你们连个梯子都设计不明白啊！……
多年后的今天，我在北京采访老部长陆燕荪时，他还当作珍闻一样，如数家珍般地提起了这个事儿：在会上，沈部长点名批评了梁维燕，当时我就坐在他身边，回去你问他，肯定记忆忧新。现在想，那时能受到老部长的批评也很光荣啊！受到批评怎么还会光荣呢？他看到我有点疑问的目光，马上激动起来说：这也不是谁都能有幸得到的啊！您想，部长是出于好意，是对你负责，对你严格，他对你严格还不好？我知道他，他要批评你，首先是因为他了解你，知道你，看重你！那个时候，他真的是这样。老部长舒了一口气，又道：一个好领导对他看重的好部下，是从来不迁就、不姑息，更不会护短的，而是严格、严肃、严厉，可背后却是成倍的爱护、珍惜、看重。……噢，还真有他的独到见解呢！回哈和梁院士提起此事时，他更是深有感触：陆部长说的对！这是对我的爱护，越爱护就越严格。那一次批评，可让我胜读十年书啊，在我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它鞭策了我一辈子，激励了我一辈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次批评，比对我十次表扬、十次奖励还好，还有意义！它已注入我的灵魂里，融入我的血液中，不必记起，也永远不会忘记！梁院士十分感激老一代领导，十分敬佩老一代领导，他动情地说，毛泽东时代的老领导老干部都是这样，他们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坦荡如风啊，一颗心全是为了国家、为了事业、为了工作，那可是一批有本事、有能力、有气魄的老革命家，他们有本事夺取政权，也有本事建设政权、掌握政权，当然更有本事领导科研、生产……
梁院士的肺腑之言，让我感动不已，激动不已，胸中似有千重巨浪涌起，久久也无法平息！是啊，时光已经远去，如今，就连那严肃的批评，也已经成为最美好最珍贵的回忆。不管受批评是不是一种光荣，在如今的我看来，都是一种难得的宝贵的值得永远珍视的纪念！
6. 1972：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哈电前景日益广阔
从建造第一台四川下硐0.8兆瓦水电机组开始，到生产制造新安江、云峰、刘家峡、葛洲坝、白山、岩滩、天生桥二级等多家水电站，愈来愈多，愈来愈大的水电机组，哈电走过了一条立足国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独立发展之路。
这是一条自主之路，光荣之路，辉煌之路。
然而，在立足国内的同时，哈电也从不排斥对外合作，而且还抓住一切有利时机，争取对外合作。哈电认为，不立足国内，就站不住脚，就不能积累经验、锻炼队伍，储备技术，掌握装备，也就没有实力没有条件去对外合作，而如果不对外合作，就不会成长的那么快，发展的那么快。所以哈电随时都在注意寻找对外合作，学习先进，提升自己的机会。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然而，上层建筑反作于经济基础时，往往会急如风雨，会立竿见影，更具魔力。因为经济背后是隐蔽的政治，一旦政治堂堂正正地走向前台时，就会改变世界，改变现实，改变历史，甚至改变一切。
1972，就是一个“改变”开始的年头。
这一年，梁维燕被任命为哈电总工程师，而他所主抓的葛洲坝水电机组研制方案，却随着整个工程的暂时停工而进行了重新研究。
也就是这一年，稳坐北京的毛泽东主席和他的部属们却不急不躁不声不响地迎来了一个美国客人。这个客人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先在机场躬身上前握住周恩来总理的手，随后又驱车前往中南海，进入毛泽东主席的驻地，拜会了他们心目中“具有压倒一切的气魄”的，又一再藐视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东方巨人毛泽东主席，并进而与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自此，被美国一直封锁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大门，终于由封锁者美国自动打开了！
毛泽东主席曾叫板美国：你封锁吧，你封锁十年、二十年……
此时，笑到最后的他，再也不必那么义正辞严了。他的伟大，他的声望，他的气魄，使这个世界上他最强硬的对手，最先倍感荣幸地来到了他的身边……
中美关系改变了，缓和了，正常了。
随之，日本田中角荣首相也来了。中日关系改变了，邦交正常化了。
世界格局变了，形势变了。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改变世界的大好时机也来了。
同是这一年，飞雪迎春之际，中国电力部、机械部、核工业部领导带领17人组成的中国电力代表团，出国访问日本、加拿大、瑞士、西德、意大利5国。哈电梁维燕、吴恕三、丁一都是被机械部指定参加的代表团成员。当时，中日尚未通航，12月初，他们经香港飞东京，绕地球一周，历时4个月，考察了国外电力发展情况，扩大了视野，开阔了眼界：日本已有双轴600兆瓦火电机组，加拿大建成的邱吉尔瀑布水电站已有单机470兆瓦水电机组，瑞士制造了73.5千伏输变电设备，西德建设的毕布利斯核电站，已有单机1500兆瓦的半速核电机组，意大利生产制造了32.5兆瓦火电机组。对比之下，国内差距较大。大家都一致感到，只有多装大机组，才能加快电力建设。回国后，代表团向国家计委汇报，提出了加快发展大机组的建议。于是国家便有了考察、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快发展大机组的计划……
1979年2月，哈电梁维燕总工、祝云飞厂长和其他厂家共12人应邀赴美考察，参观了约克水轮机制造厂，和他们生产的大古力水电站700兆瓦，当时世界最大的水电机组，从中看到了美国的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受到了启发，找出了自己的差距。
1979年，日立公司派人到哈电探讨合作事宜，双方商定组团互访，哈电每年派研修生到日立学习。经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批准，1980年9月哈电由厂长带队，到日立工厂签定了友好工厂协议。当时，中外签订了许多友好城市，但在中外企业之间这还是第一家。随后的1983年，日立公司中标加拿大尼泊温水电站93兆瓦水电机组，将水轮机导水机构分包给哈电生产。哈电严格按国际标准制造，日立专人监造，加拿大用户亲临验收，一次通过。这次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哈电的技术与管理水平的提高。
1981年2月，中国与美国政府批准由西屋公司向中国转让大型汽轮发电机组技术的合同生效，机械工业部安排由哈尔滨、上海、东方派出一批人前去接受培训。回国后，又安排哈电负责600兆瓦考核汽轮发电机的试制，由梁维燕担任项目负责人。经全厂职工的积极努力，1986年在厂内总装试验完成。1989年安装在安徽平圩电厂投产发电，运行良好，荣获了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授予的技术装备成果一等奖。
1986年，中央确定，重新论证三峡工程方案，水电部邀请412名专家组成了14个专家组，哈电梁维燕、吴新润、刘公直、刘光宁等人参加了其中的机电设备组，自50年代参加三峡工程论证起，哈电就在铸造中国水电事业的辉煌中，时刻心系三峡，一直在为实现“高峡出平湖”的美丽梦想而不懈地努力奋斗着：70年代，他们开始组织工程技术人员攻关三峡机组课题；90年代，他们不惜重金，年年派技术人员到世界各大水电站学习；同时，为解决供给三峡工程的大机组外运难题，投资3000多万元，在辽宁葫芦岛建立了东北滨海水电大件厂；为提高产品技术含量，1993年他们大胆投资5000万元，建立了世界上唯一针对三峡工程设计的高科技项目——3000吨推力轴承试验台。
几十年来，哈电为三峡倾注血汗，倾注真情，为拿下三峡工程付出了太多太多，但哈电仍然孜孜以求，从无后悔！仍然脉脉深情地保持着一种民族大义的豪迈气节，保持着一种咬定目标不放松的坚定信念：为着一个伟大梦想，一个崇高目标奋斗不止，生生不息，一往直前，代代相传，决不犹豫徘徊，决不左顾右盼！就说“合资”的事吧！
90年代初，正当哈电为三峡机组的研制紧锣密鼓地进行筹划的时候，一股合资风漫天漫地地刮了起来，而且愈刮愈凶，诱惑力很大。真的有一家外企找上门来了。但哈电人没有被风靡一时的合资风吹晕，他们一眼就看透了对方的用心：“打着高工资的幌子，实际上是要去掉我们的研发权，变成他们的工厂！那我们还有什么自主权可言，还有什么资格参加三峡建设？”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合资所面临的是陷阱，是危险，坚决不干！不管是老工人、老干部、技术专家，都慨然坚拒：宁可拿低工资，也不愿“丧权辱国”搞合资！在他们的心目中，建三峡的梦想不能中断，建三峡的决心不能动摇，独立自主的信念不能改变！副总工程师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哈电做的很对，不象有的厂家把民族工业都弄丢了！没有民族工业就要受制于人。所以，那时李鹏总理有个批示，至今还让我们感动不已：“还是给民族工业留一片净土吧！”
哈电的梦想没有中断。
功夫不负有心人，磨了50年的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1997年9月2日。
中央媒体报道：三峡工程左岸电站水轮发电机组国际招标采购合同和贷款协议签字仪式，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哈电坚信，经过制造三峡左岸机组的锤炼和淬火，哈电磨了50年的剑，必将更加锋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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